疫情之后,艺术能做什么?
这一次提及艺术,是将其放到这场全球性危机之后去思考的。
这次疫情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全球化运行顺畅的时刻突然进入失序状态,不仅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还影响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当便利的物质生存条件被疫情改变,世界突然变得如此脆弱,可能一次出差、一次探亲或者一次旅行变得来之不易。即便媒介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下,我们最终也在此刻看到了它的微弱。用“摧毁”来形容全球化秩序或许过于严重,但我们此刻的生活确实无法回到过去,我将其称为疫后“废墟”。这个废墟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无形的图景,它真真实实却视而不见。
全球失序下的废墟隐喻
全球化已不仅只是一种理论的研究对象,更从媒介和技术的层面将所有可见的事物设置了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如果哪一层面出现失衡,那么将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流动性十分强烈,时间的局促感让每一个事件都成为普遍的现象,最终个体生命的存在感与尊严感被隐匿。对问题的追问越来越趋于平面化,深度思考在现象中迷失,甚至所有的信息在最短时间被定性,真正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淹没,甚至艺术也被当做一种被普遍化和大众化的对象。
仇英,《赤壁图》,卷轴,纸本设色,16世纪
废墟在中西方语境中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个差异来源于民族性格也受制于文化的差异。在西方废墟被视作一种理想化的构成,往往在废墟的内涵中包裹着政治记忆和宏大辉煌的自信感,同时借以废墟的遗留形态来表示、记录往昔的辉煌。这样的废墟多见于希腊帕特农神庙,罗马圆形斗兽场等。而在中国,废墟是内化的历史记忆,是在饱经风霜过后历史包浆后的遗留气息,这股气息借以外物得以彰显,但在这其中的审美是内化的意象,不具备明确的实物形态。关于这个问题,巫鸿先生曾谈到中国建筑物多为木质,在经历战火和岁月损毁后,易至无形。因此在中国的审美视野里废墟不仅有断壁颓垣,它还生成出一种内化的历史记忆和审美意象。如明代画家仇英在16世纪创作的《赤壁图》的题词“图既玩之,不过江中片时尔,而舟中之人,将卫视坡公与客也,梦中说梦,宁不可笑耶?”在历史记忆中,废墟能够虚构出一种精神旨趣,并从感觉延伸到心灵成为自省的药引。
当下的状况,在全球失序的状态后也将陷入危机状态,这个危机正如齐泽克选定的三个范畴,第一是医疗卫生危机,第二是经济危机,第三则是心理健康危机。心理危机的体现是陷入惶恐不安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当然,疫情总会过去,整个世界最终也会恢复正常秩序继续运转,但当我们再回头的时候,这段记忆已成为一种被隐匿的废墟。如何面对这个不可见的精神废墟,我想回到艺术本身去寻找疗愈的可能。除了德国战后艺术家安塞姆·基弗以外,最近几天国内艺术家谢蓓的作品让我看到绘画的另一层指向性,在他“废墟之外”展览的作品中,其创作的图像突破了理性法度和抽象线条的二元性,将画中物内化成为一种可视化的心灵图景,在每一幅画面前会忘记构图、笔触、色彩甚至“画什么”。文本自身不是必须研究的对象,他将痕迹逐渐消失和隐匿,生成为一种冥想对象,消融可见的原形,营造出现场的主观交感,时间性的隐秘和空间性的浮现暗合了精神废墟的一种存在而不可见的形态。
摒弃虚妄的宏大叙事
当危机成为胁迫生命的一个对象,人以自我禁锢的方式与其抗衡,这一种足不出户的生命体验和独自生存的选择方式成为了追问生命意义的一个契机。可是所谓意义有时候显得冠冕堂皇又深厚沉重,就像是宏大叙事那样虚妄无助。从谢蓓的绘画中我看到了一种真切,在作品“黑石”系列中有历史的记忆也有原生的自然形态,画布上的纵横捭阖,游移转化形成了时间的痕迹。或许有时候看到的是苍凉和沉寂,但在绘画之外它援引了心灵的一点光亮,毫无虚妄的美化和刻意的雕琢。虽然看似恍惚游离,但真切而自然,纯真而热烈。
另外,感人至深的艺术家还有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他始终坚守架上绘画的精神让当代艺术为之折服,在这个时代当新媒体、观念、行为艺术成为艺术界的主流,只有他还在矢志不移地尝试、实践和坚持不懈的创作。82岁的他在前不久为这个被病毒感染的世界尽以艺术的方式给予温暖和力量,他用iPad创作了一幅名为《记住,他们不能取消春天》,与此同时他还用iPad创作了20幅名为《春天来了》的力作,集中描绘了东约克郡的田园风光。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我看到了世界原来的样子,并且是春天应有的样子。他的作品磨灭了所有虚妄的宏大叙事,看着那一簇透过阳光下的水仙花,疫情中这一切显得混乱不堪的事物消弭在光影之中,或许这件作品此刻交织在虚妄与真实的状态中,但霍克尼正使用这种细微真切之物传递着情感和力量,正是因为这一点绘画的光亮留给了当代人内心的一方净土。
David Hockney,“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 82,2020 Instragram/Louisiana Museum
通过艺术回到精神家园
疫情过后,所有的一切将会成为个人生命经验的一道划痕。文明生存的脆弱性,当代文明的价值追问都会成为未来讨论的对象。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文章《新冠病毒之后的世界》中认为在这一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至为重要的抉择。第一个是在全能监控和公民赋权之间的抉择。第二个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的抉择。显然如果世界要回到正常的秩序,人们必将打破孤立的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各自为营的现状。
被隐匿的废墟,真实存在却无处可循。就像是疫情过后的世界遗留物,物件或许可以被搬进博物馆或者用作纪念的用途,但物件始终只是物,而不能解救生命经验里留下的划痕,甚至不能疗愈精神的症候。因此,找到一种与精神和解的方式,或许更能够让我们从精神的废墟里看到未来。物件作为参照物,也可作为精神废墟的遗留物,而精神可以通过艺术走向精神的家园。当我们盼望全球秩序健康稳定到来,但即便经历这一切考验,人们仍旧会回到消费娱乐的社会信条中去,而那些曾经的痛楚将成为时代的黑白记忆。如荣格说:“我们生活在人性的阴影之中。”艺术不会因此而改变,也不会改变,精神的和解最终还是回到自己与世界的和解。
和解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从冰冷状态解冻后的释然,但最终精神的和解仍然会像艺术那样给予社会、世界甚至宇宙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本文作者为青年艺术批评家,四川传媒学院教师黄浩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