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当代艺术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

    羊城晚报：广东当代艺术创作一直处于野生状态，当代艺术家进入画院系统，是否将改变这一状况？

    胡斌：的确，当代艺术家徐坦曾经说过，广东的当代艺术家都是自我教育。我也觉得，广东当代艺术家接受训练和拓展视野更多的是来源于整个外部环境，较少从学院内部获得直接的有益的教育，其实这种现象也不只是发生在广东。当然，有人也提出当代艺术不可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代艺术的这种野生状态使得其面貌比较丰富和无序，但是持续性和专业性方面会出现问题。这也引起了学院和一些当代艺术家的注意，他们也在尝试做一些改变性的工作。

    我想，广东画院设立青年画院，也是在新形势底下的一项变革措施，希望在广东青年艺术家创作和发展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教育(画院也无意于此)，而是搭建交流的平台，平时，青年艺术家还是分属各处，各有各的事业，当然，集体展览和互相交流对于整体形象和个人创作还是有所促进的。

    羊城晚报：在官方美术体系中，当代艺术创作的题材会否受到局限？

    胡斌：其实，目前当代艺术创作的题材的受限并非来自于官方美术体系，而是整个国家体制。当下多元化的创作是可以存在的，但在某些敏感区域则又是不可触碰的。官方美术体系逐渐容纳当代艺术，一方面显示了它的逐步开放，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其所容纳的也是有所选择的。被容纳进来的艺术家因为其本身的创作在目前语境下就不带有社会的或政治的尖锐性，一般也不需要因为进入官方美术体系而做出特别的调整。

    羊城晚报：近年来当代艺术走向合法化，如何看待艺术在野性与体制化的关系？

    胡斌：我觉得，这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变得极其的复杂，已经不是那种作为在野的一方与官方体制对抗的关系。当代艺术的利益争夺变得异常激烈，在艺术市场中，在主流美术体系中均占据了相当的力量，而标榜反体制的力量也有自己的权力诉求，在很多方面，不少当代艺术家们正变得和他们所反对的保守势力一样不堪。

    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当代艺术家最主要的不是看他(她)处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是应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思考和艺术语言探索。实际上，一些公立的或私立的艺术机构、一些艺术管理者和艺术家就坚持在当下如此杂乱的艺术生态状态底下冷静而审慎地做着富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