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艺术评论家)：

    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副作用

    羊城晚报：画院体制关注当代艺术、吸引当代艺术创作者进入，是否意味着曾被界定为边缘的当代艺术，如今已经主流化？

    朱其：当代艺术从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开始，已经开始合法化，至2006年后的798艺术区的国际化，当代艺术就开始主流化了。

    羊城晚报：画院体系，乃至国家美术体制或将带给当代艺术发展什么的优势？

    朱其：可能目前只是得到一个宽容环境，还看不出有什么优势，当代艺术近十年的体制化实践，现在看来还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官方设置了一些当代艺术项目，威尼斯国家馆、当代艺术展览基金、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但这些项目的操作权和财政资金，都被一些“伪当代艺术”人群拿走了，但真正从事当代艺术探索的人群并没有获得这些合法化带来的资源。

    羊城晚报：从艺术创作的方面来说，被国家美术体系承认的当代艺术只是“狭义”的当代艺术吗？

    朱其：国家美术体系承认的主要是形式主义类当代艺术，有社会政治批判内容的当代艺术以及不容易管控的行为艺术，还是被拒之门外。

    羊城晚报：当代艺术的创作、研究有可能在美术体系之内保持在野性吗？

    朱其：我不认为是否在野很重要，现在江湖也在体制化，在江湖群体中也有类似体制的等级制度，也有虚伪的应酬；在市场经济下，在野也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所以，在野也并不一定代表艺术的独立性。

    羊城晚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代艺术就被认为逐渐“合法化”，如今国家画院设立“当代艺术中心”，语境和情况与二十年前有何不同？

    朱其：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总体上还是像二十年前一样，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上的生态变革。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相关机构最需要从什么方面展开？

    朱其：现在各相关机构吸纳当代艺术，还只是停留在吸收名人，利用其影响的层面上。但在学术上并没有真正做任何工作，比如国外艺术理论的翻译，重编艺术史教科书，清算文革美术，这些基础工作都没有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