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评论亟待破除圈子化壁垒
日前,某知名画家的巨制新作悬挂于京城某重要会议场所,引来在京著名美术评论家围观。笔者有幸旁听,作为美术界近年来少有的围绕单幅作品展开的研讨会,其实际效果与众人的高期待还是偏差不少。依然是固定的“美术评论团” ,依旧是那些不厌其烦的套话与溢美之词,想来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四风” ,似乎还没刮到这里。此会并非孤例,而是长期存在于美术界的顽疾。美术评论的“圈子化”与美术研讨的“套路化” ,让浮躁的美术界更显躁动。表面上声势浩大,实则空洞无物,乏善可陈。究其原因,想来与如下方面有关。
固定的人员搭配,老化的“评论团”队伍。“圈子”这个在中国社会绕不开的话题,在美术界也是存在多年,以学术研究著称的美术理论评论界概莫能外。京城几个重要美术展示机构举办的研讨会,通常会有相对固定的美术“评论团”团员参加。一到两个学术主持人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召集人,周围会有十几个长期跟随的“评论团”团员。他们形成一个固定的圈子,只要京城或外省画家在他们所辖的美术展示机构组织研讨会,这些人是必须邀请的,好似没有他们的肯定,办了展览也是白办;没有他们的认可,画家成就难以认定。想来,这也有理可寻。美术鉴赏需要多年经验,美术研究亦是门大学问,门槛高,外行难以介入不难理解。但是,这些“评论团”团员年龄结构老化,平均年龄近七旬,我们不敢妄论其观点是否陈旧,他们是否随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仅从笔者多年来旁听研讨会的经历来看,已经从最初怀着崇敬之心悉心聆听长者话语,变为如今只要一看到某某在会上发言,便可听上句知下句。不难想象,画家们长期浸染在这些司空见惯、照本宣科的理论评论话语的狂轰滥炸下,创作能有几分提高?理论指导实践该如何实现?长此以往,中国美术的未来何在?
模式化流程,真心话难觅。美术界研讨会,往往形式庄重,一位或两位学术主持人位列中央,画家在其一侧。主持人简单开场,无非是介绍画家的溢美之词。随后,“评论团”里最具权威者开始发话,有时有准备(发言稿) ,有时即兴讲几句,定定调,具体采用哪种,视他本人对画家的重视度和熟识度而定。随后,按相对固定的顺序(并非单纯按年龄长幼,而是按团员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顺序)开始发言,如有人有事先走,主持人通常会安排他先讲。这种模式化流水会议,难免滋生形式主义。第一位发言人,如果被认为是最权威的,那么,接下来的发言者如何发表真知灼见?如此不难解释,研讨会上那些满天飞的套话,套在谁身上也不会错,更有“评论团”团员经常谦逊地开场,“这是我一次看到某某画作,没看过原作,从图片上看如何如何” ,略有美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原作与图片有天壤之别,这种借由“专家”之口讲出的评论,又有几分可信?美术研讨作为一种提高美术创作水平的最佳途径,如今已然演变成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迹宣讲会。学术研讨本该有的思想火花碰撞四溢的场景,早已成为奢侈品。此种模式不变,想听真心话,比登天还难。
利益输送,阶层固化。一个美术活动,通常由一个展览、一个研讨会、一本学术文集或画集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一个链条,研讨会上的嘉宾通常不会不请自来,学术文集或画集上的文字也不是不花费银子凭空可得。让谁讲,不让谁讲;让谁写,不让谁写,除了“圈子”在起作用,资本也在发挥力量。一个字多少钱,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亦是美术评论界的潜规则。由于市场长期利好,画家不再以画换文,评论家也不再畏畏缩缩而是明码标价。生意好的,写不过来,要不就用模板套,那种典型的三段论(第一段肯定画家成就,第二段诉说画家成长历程,最后提出希望)的评论,充斥在各种传媒空间。更有甚者,评论家当起“老板” ,雇上几个写手(通常是其学生充当) ,他们提供稿件,“老板”负责签名,没有其亲笔签名文字一概不作数。由此而来,一个利益链条让所有人固化其中。年轻的评论家基本没有出头之日,为了生计,他们甘当“雇员” 。偶有反抗,立马被利益链所抛弃。研讨会上的青年面孔更是一只手就可数完,这在传统书画界尤其严重(当代艺术的创新性要求还是涌现了一批青年批评家,另论) 。没有上升空间,没有发挥平台,让挑战权威的勇者壮志难酬,偶尔的奋力一击,往往头破血流,铩羽而归。不是说,世界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吗?为什么美术评论界不是这样?
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美术界无疑需要权威,或者说领军人物。他们的观点、成就会起到示范作用,他们的传承、教授会形成学派、流派以传千古。与此同时,美术界更需要勇于不断挑战权威的新人。因为它无止境,亦无顶峰。没有对权威的不断超越,何谈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想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否锐意进取,他们是否创造力十足,决定了这个领域是否具有生命力。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不该是某个阶层、某个群体的独断舞台,如何能让更多的新鲜力量在这个舞台上亮丽地展示,才是中国艺术走向辉煌的希望所在。想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感叹:每年多如牛毛的美术展览,如此庞大的创作队伍,却难有精品,少有公认的大师。(作者:任桢)
固定的人员搭配,老化的“评论团”队伍。“圈子”这个在中国社会绕不开的话题,在美术界也是存在多年,以学术研究著称的美术理论评论界概莫能外。京城几个重要美术展示机构举办的研讨会,通常会有相对固定的美术“评论团”团员参加。一到两个学术主持人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召集人,周围会有十几个长期跟随的“评论团”团员。他们形成一个固定的圈子,只要京城或外省画家在他们所辖的美术展示机构组织研讨会,这些人是必须邀请的,好似没有他们的肯定,办了展览也是白办;没有他们的认可,画家成就难以认定。想来,这也有理可寻。美术鉴赏需要多年经验,美术研究亦是门大学问,门槛高,外行难以介入不难理解。但是,这些“评论团”团员年龄结构老化,平均年龄近七旬,我们不敢妄论其观点是否陈旧,他们是否随时更新知识、与时俱进。仅从笔者多年来旁听研讨会的经历来看,已经从最初怀着崇敬之心悉心聆听长者话语,变为如今只要一看到某某在会上发言,便可听上句知下句。不难想象,画家们长期浸染在这些司空见惯、照本宣科的理论评论话语的狂轰滥炸下,创作能有几分提高?理论指导实践该如何实现?长此以往,中国美术的未来何在?
模式化流程,真心话难觅。美术界研讨会,往往形式庄重,一位或两位学术主持人位列中央,画家在其一侧。主持人简单开场,无非是介绍画家的溢美之词。随后,“评论团”里最具权威者开始发话,有时有准备(发言稿) ,有时即兴讲几句,定定调,具体采用哪种,视他本人对画家的重视度和熟识度而定。随后,按相对固定的顺序(并非单纯按年龄长幼,而是按团员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顺序)开始发言,如有人有事先走,主持人通常会安排他先讲。这种模式化流水会议,难免滋生形式主义。第一位发言人,如果被认为是最权威的,那么,接下来的发言者如何发表真知灼见?如此不难解释,研讨会上那些满天飞的套话,套在谁身上也不会错,更有“评论团”团员经常谦逊地开场,“这是我一次看到某某画作,没看过原作,从图片上看如何如何” ,略有美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原作与图片有天壤之别,这种借由“专家”之口讲出的评论,又有几分可信?美术研讨作为一种提高美术创作水平的最佳途径,如今已然演变成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迹宣讲会。学术研讨本该有的思想火花碰撞四溢的场景,早已成为奢侈品。此种模式不变,想听真心话,比登天还难。
利益输送,阶层固化。一个美术活动,通常由一个展览、一个研讨会、一本学术文集或画集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一个链条,研讨会上的嘉宾通常不会不请自来,学术文集或画集上的文字也不是不花费银子凭空可得。让谁讲,不让谁讲;让谁写,不让谁写,除了“圈子”在起作用,资本也在发挥力量。一个字多少钱,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亦是美术评论界的潜规则。由于市场长期利好,画家不再以画换文,评论家也不再畏畏缩缩而是明码标价。生意好的,写不过来,要不就用模板套,那种典型的三段论(第一段肯定画家成就,第二段诉说画家成长历程,最后提出希望)的评论,充斥在各种传媒空间。更有甚者,评论家当起“老板” ,雇上几个写手(通常是其学生充当) ,他们提供稿件,“老板”负责签名,没有其亲笔签名文字一概不作数。由此而来,一个利益链条让所有人固化其中。年轻的评论家基本没有出头之日,为了生计,他们甘当“雇员” 。偶有反抗,立马被利益链所抛弃。研讨会上的青年面孔更是一只手就可数完,这在传统书画界尤其严重(当代艺术的创新性要求还是涌现了一批青年批评家,另论) 。没有上升空间,没有发挥平台,让挑战权威的勇者壮志难酬,偶尔的奋力一击,往往头破血流,铩羽而归。不是说,世界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吗?为什么美术评论界不是这样?
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美术界无疑需要权威,或者说领军人物。他们的观点、成就会起到示范作用,他们的传承、教授会形成学派、流派以传千古。与此同时,美术界更需要勇于不断挑战权威的新人。因为它无止境,亦无顶峰。没有对权威的不断超越,何谈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想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否锐意进取,他们是否创造力十足,决定了这个领域是否具有生命力。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不该是某个阶层、某个群体的独断舞台,如何能让更多的新鲜力量在这个舞台上亮丽地展示,才是中国艺术走向辉煌的希望所在。想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感叹:每年多如牛毛的美术展览,如此庞大的创作队伍,却难有精品,少有公认的大师。(作者:任桢)
(责任编辑:文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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