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不仅是2013上半年艺术圈最热的词汇，也体现出双年展对学术、艺术市场的致命吸引力。毫无悬念，每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不但占据着新闻制高点，而且由此产生的噱头和话题一波接一波，铺天盖地成为艺术界最权威的盛事，很难说这是学术的成功还是商业的成功，总之有国际视野的人的确是羡慕又羡慕，眼睁睁看着肥水流向外人田，艺术家墙外开花墙内香。

    转眼间，双年展在中国的时间历程已经二十多年。作为一种从威尼斯双年展舶来的展览形式，从上世纪的90年代被引入中国，双年展的形式、内容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些策展人和艺术家除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性的双年展，还在国内促成了如火如荼的“双年展实验”，这些实验地点基本都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其中包括北京、广州、上海、重庆、成都等地。

    1996年，首届上海双年展在上海市政府的资助下得以举办，共有29名参展艺术家，展出作品共160件。在将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上海双年展逐渐确立“城市”这个文化命题。和其他双年展一样，上海双年展也是一个以政府为主要“投资方”的展览，也许是地缘的关系，双年展主办地的上海美术馆得到了瑞士私人银行嘉盛莱宝的赞助，赞助期限为2008年至2016年，也就是第7至第11届上海双年展，这笔捐助使上海双年展除了政府投入的部分之外基本无后顾之忧。

    与上海双年展相比，其他的双年展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策展人俞可正在发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即将登陆的第三届重庆双年展，他对媒体坦言这届双年展首先面对的是资金短缺问题：“重庆有三千万人口，如此体量的城市去做一个双年展，资金却是最大的问题。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按照成都双年展或是上海双年展报道的千万左右的资金而言，我们就是在用最少的钱在世界最大的城市办最节俭的双年展。政府的经费只有八十万，几乎是其他双年展的几十分之一，对于当下，可能这些钱连一个展览都无法支撑，我们却要举办一个城市的双年展，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了资金问题，国内双年展二十多年的发展是否还遇到别的问题?评论者范美俊在《双年展的危机》中尖锐地指出“随着原先体制外艺术家商业上的成功，以及双年展在各地遍地开花，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某些双年展逐渐失去最初的前卫精神，也失去了双年展本身的艺术特色和学术主旨，而沦为各种"文化庙会"的附属物。某些反讽画风，在文化多元与包容的当下也逐渐失去了批判性。由于赞助方或策展人的个人意趣，某些双年展成为了朋友圈、利益圈的私人聚会，成为了某地、某美术学院、某批评家群、某风格(如卡通一代、颓废现实主义)的艺术聚会。一些早年成名的在野艺术家，不断在各种双年展上重复和强化自己的"一招鲜"，实际上也已经体制化了”。

    如何解决双年展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双年展的标准能否调整?相应的赞助机制是完全打开还是选择性地封闭?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认为“招商”的标准是存在的—“一是界定要清楚，我们做的就是公益性的事业;二是资金有缺口当然需要捐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运营、管理水准如何与捐助相匹配?我们要努力的是艺术品质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对社会公益的贡献。有了钱，才能更好地做事，为市民服务。”

    面对资金的困境，艺术长沙创始人谭国斌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表示“第一届艺术长沙的举办，顾忌到学术的纯粹性，当时回避了赞助资金的进入，而着力于政府职能部门行政上的支持，后续活动的举办也基本遵从这一原则。”在面对艺术长沙的未来时他坦言，“艺术长沙不是我谭国斌个人的，我自己每一届都尽力而为，但这种展览最好还是政府来做，没有商业做得更纯粹些。”但是不难看出从以往政府介入的状况来看，展览体系又容易陷入体制化的泥沼，的确进退两难。

    至于双年展是要国际化还是本土化，谭国斌认为“本土的展览没有当地人的支持，肯定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艺术长沙"本身就是因为在长沙举办，有当地人的支持，有省博物馆、湖南广电、湖南卫视的支持才办成功的”。

    双年展到底该怎么做?香港策展人方敏儿在聊天时曾说过，在香港很少有展览称作双年展，但是都可以叫做“艺术节”，艺术节上什么活动都有，市民能得到很好的视觉享受和体验，也体现了展览的公共性。

    反观国内的双年展，的确这么多年在因袭国外双年展制度时忽略了和本土文化的结合，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双年展?政府、出资人、策展人、艺术家似乎都应该回到原点，不断地“重新出发”。（作者：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