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从起源的那一天起到现当代很成熟时止，一直呈现着面貌多样化的特点。同样是人物、山水、花鸟题材，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修养的人所绘制的面貌都是不一样的。究竟哪种特点为中国画之主流而能撑起这一片文化天空，则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其实中国画从大范畴分，是文化天空中耀眼的一颗星。这隐示着，文人或应为这一文化当之无愧的主持者。事实上，画品的高逸、浸润了正脉气韵的正统、撑起了中国精神的绘画面貌、真正在几千年绘画历史长河驰骋纵横的，应是文人画。

　　文人是文化长河中当之无愧的传承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博识儒雅的风骨，使衍生在这之上的笔墨，呈现出珍贵的“文人气”。其实现在常提的“文人画”，不外乎三种含义：

　　画面的品质，注意笔墨趣味而不求形似的画面特征，以诗书画印为综合体，即广义上的“文人画”。

　　它讲究笔墨的品质，趣味有文人气韵。而太讲究形似则有碍于笔墨“神”的散透，太拘谨而求媚俗，这与文人旷达放散的气度是相抵触的，也是为文人们所不屑的。即以画面神韵气息所划分的文人画。

　　以画家的身份为标准。

　　即文人、士人、士大夫所画。文人是传承古代文化的主打群体。这一群人不仅是以外在身份而划分的，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给绘画这一文化门类注入了可贵的蕴雅的血脉。文人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们笔底所营造的笔墨世界悠远、散淡而能造出真气韵。凡经他们之手的一切文化门类，都能被拔高至一个崭新的、不可超越的逸品的高度。

　　以董其昌“南北分宗”为理论基础。文人画即南宗画。

　　这也是以地域划分的一种分类。董其昌将绘画分为南北宗，也算一种理论解释的蹊径。他认为北宗即以造型逼真为能事，则避免不了有画工习气。而南宗，即“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胜造型。

　　除去以上文人画的门径分辟，现代即普通意义上的文人画，则通指笔墨、气韵、趣味上的文人气息。其实，究文人画的根本，是文人士大夫在读书修身、案牍公事之余的游戏笔墨。或以几枝墨竹自喻、或以几笔淡菊自省。其时精力、时间、工具不允许大张画案、调碧弄朱地铺张笔墨，只是用笔简淡、抒写胸臆而已。其面貌则似与不似之间，写其风骨神韵。正是如此，形成了文人画冷峻、放傲、简淡的至上无比其肩的逸品风貌，是大费周章的匠工们整日累月计较形体、殚精竭虑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

　　究文人画之源真正理论上的阐述，是宋代苏轼首阐“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定下了几千年文人画的基调，即讲求“意气”，即“神似”。看他传世的《枯木怪石图》，以淡墨建骨，重墨点神，形体古拙而自然透出文卷气息。孤冷、淡然、蕴藉、朴厚，称得上是文人画之宗，与他文人画的理论是一体而下的。他在论述中抬高了唐王维的地位，无形中把文人画在理论上提上了它应有的地位。“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把文人之画与专业画工之画在理论上分源辟流。近代姚茫父对王维也有类似的评价：“唐王右丞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萃出成吟”。这都表明了文人画的基调。之后宋文同的墨竹，也是文人画的继承。以竹喻志，不但形真，尤其神似。李公麟的人物白描，以墨勾线，不求华贵，唯求淡然，以文人之气表现所绘人物的高洁品性。传世有《维摩诘像》、《五柳先生像》。将唐代而下的白描发展到极致，也为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砥柱的作用。南宋米芾、米友仁父子则在山水画的门类中，将文人画立到了一个新高度。“云山戏墨”、所创的“米点皴”形成了正源文人山水画的面貌。将云烟水气的表现开掘了源流。传世作品有《潇湘奇观图》等。到了南宋晚期，以兰竹花卉为抒发心怀基点的赵孟坚、郑思肖等文人，则将文人画在花鸟画种上沿承下来。他们的作品或以无根之兰表述亡国的无根之殇，或以萧疏枝叶解释孤冷不群的高洁之思。

　　到了元代，在铁蹄民族的野蛮统治下，汉代知识分子在失去精神支点的时代氛围中，在苦闷、压抑而无奈存身自保的精神世界中，以笔墨怡性遣怀，将文人画在这个特殊时期中，推向了“大成”的高峰。其中卓越的代表为宋末宗室赵孟頫。他在《松雪斋集》中提出以“作画贵有古意，书画同源”为理论基础的卓绝理论。实践中，他以《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水村图》等又浓重地阐释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核，在文人画史上留下了浓重华彩的一笔。

　　明末的吴门派、青藤等人是在浓厚华滋的江南才俊之地的滋养下，开出画史上文人画的又一夺目奇葩。文征明、唐寅、徐渭等人，都是真正意义上文气纵横的文人。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雨余春树图》、《南窗寄傲图》等，唐寅的《落霞孤鹜图》、《虚亭听竹图》、《山路松声图》等，徐渭的《墨葡萄图》等，有青绿、有水墨、有细笔、有意笔，在呈现扎实的绘画功力之余，可贵地透出了文人的书卷气，抒泻了纵横在胸中的块垒，精彩地传承了文人画这一气脉。

　　“风骚数百年”。文人画到了清代，又突起了八大、石涛、扬州八怪等意笔大家，将文人画在历史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把文人画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并将“诗书画印”旗帜鲜明地在实践中标举为文人画的一大特点。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争论，以徐悲鸿为代表主张的西方体系、以林风眠为代表主张的东西结合体系、其中以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一脉传承了纯正传统绘画的源流。到了当代，以八九十年代突起的“新文人画派”等文人画透出了新时代的气息。

　　究竟什么品位是真正的文人画，从创作人主观上讲，近代陈衡恪总结为为“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从造型技术上讲，白石老人讲“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太求形似则有拘泥，神气必然不足，失去了文人画的灵魂;不似则令人不信服，欺世盗名尔，则失去了文人画的高格。似与不似的分寸，表象上看似就是一个尺度的把握而已，实则是画者灵性天份是否深透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