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富于变革创新精神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哲学上理学分宗立派，文学上与唐并称“唐宋”、宋词取代唐诗，绘画上与元并称为“宋元”、文人画风成熟，在书法上也冲破了唐人森严的法度，表现书家的社会思想、人生的追求与生活意趣，从而使书法在宋代又有了发展。


　　据史书记载，宋代有名的书家有800人之众，比所记载唐代200多人高出三倍，可见当时书风之盛。其中著名的书家除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外，还有创了瘦硬通神、民族英雄岳飞，从童年到中年到英年早逝(遇难时年仅39岁)，一直是颠沛流离，戎马倥偬，然而他不忘临池习字，其小楷书作《请粮》十分清秀端庄，行草《出师表》则飘逸活泼“。还我山河”四字及词《满江红》交相辉映，气壮山河，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爱国英雄文天祥终生为国难奔波，数度被囚于金营，但他对“纸墨之微，亦皆不苟”，为后人称颂。此外著名大书家还有蔡京、蔡卞、苏舜元、苏舜钦、王安石、姜夔、张即之、朱熹、林通、晏殊、文彦博等。即便在北宋灭亡之后，宋室南迁，汉文化在中原大地仍旧得以继承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书法家，如吴激、王竞、任询、蔡松年、宇文虚中、赵枫、赵秉文、王庭筠和党怀英等。其中王庭筠、党怀英、蔡松年和吴激成就颇高。


　　在书法理论方面，宋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对书法实践有指导意义的论著，如欧阳修的《试笔》、《集古录》，姜夔的《续书谱》，朱长文的《墨池编》，黄伯思的《东观余论》，苏轼的《论书》、森挺谨严的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书评》六则，黄庭坚的《论书》和米芾的《书史》和《海岳名言》。

　　宋代涌现了一大批书法家和一大批书法作品及书法论著。但是,宋代书法远不及唐代书法鼎盛，更没有像汉代、晋代和元朝那样，形成自己的时代特色。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时代的影响，二是帖学大行，三是“趋时贵书”。


　　经过五代几十年的战火频仍、社会动荡，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赵宋 王朝。但是，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宋太祖并没有对书法予以重视，士大夫的书法创作热情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故而书法艺术发展缓慢。

　　及至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才开始留心翰墨，致力于书法的繁荣。他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朝野上下以此为蓝本，临习书法。《淳化阁帖》中有一半是羲之、献之的作品，所以王书又一次流行全国，甚至“泛滥”起来。此后陆续问世的《绛帖》、《潭帖》多从《淳化阁帖》翻刻出来，而辗转传刻的“法帖”与原迹相去越来越远，难见王书的本来面目。而帖学大行，众人效法，以致于宋初书法千人一面，没有特点，没有创新，没有个性，书道衰微，重蹈了唐初专学二王、囿于守旧的覆辙。只有到了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蔡襄、苏轼等惊呼由唐溯晋，屏除帖学，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慢慢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趋炎附势之风盛行，也造成宋代书法的每况愈下。米芾对此考证得十分清晰明了：李宗锷主管文事，读书人皆学其书以投其所好获取科第;宋宣献公绶作参政，满朝大臣都学他;魏国公韩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及至蔡襄做了大官士庶又皆学之;王安石做丞相，士俗亦皆学其体。宋室南迁后，北方风气依然盛行。宋高宗开始学黄庭坚，天下都争相临习黄字，后来改写米芾体，士大夫们也转而攻米。在这种趋炎附势的风气下，书法家按自己的意趣去继承和革新书法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因而宋代书法没有自己的个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悠悠三百多年的历史，还是产生了一些堪称凤毛麟角的书法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以书法来言情达意，追求书法之个性与创造，可以说是宋代书法史上几段欢快而又闪光的乐章。


　　书法艺术是无形与有形的统一、不象形与象形的统一。它是对客观世界的形体和动态美的一种反映，其中饱含着书家的思想感情、审美思想与审美情趣，特别是在“尚意不尚法”的宋代，一些杰出的书法家则更多地追求个性和反映自我。作为宋四家之首的苏东坡更是陶醉于翰墨之间，寓深刻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于书法作品之中，在其书作中表现了自己对禅宗的理解。如其《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雍容华贵，满目生光，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表现了作者“万物齐一”的老庄思想，同时也是佛教“万物皆幻”思想最生动的体现。而草书《醉翁亭记》则气势逼人，一泻千里，变化莫测，犹惊蛇出洞，表现了东坡壮志难酬的忿恨与不屈不挠试图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楷书《醉翁亭记》则由于宦海沉浮、心灰意懒，平平稳稳，显得方方正正，清心寡欲，四大皆空。


　　黄庭坚则运用夸张的抽象线条追求一种浪漫无邪的情趣，表现个性、表现自我，追求笔墨的韵味，蕴含无尽的禅机。所以元代赵孟頫称黄庭坚是“高人胜士”。

　　从总体上说，书法在宋代有了一定的进步，产生了一大批书法家。但是发展不大，成就不高，缺乏创造力与开拓精神，没有形成像晋唐那样的书法高峰，也没有太多的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