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祖籍琅琊(山东临沂)，五世祖颜之推迁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开元进士，元宝年间，曾任监察御史，清正刚直，初为官即因触忤权贵杨国忠而被贬为平原郡太守，故有“颜平原”之称。做过抗击安史之乱的盟主，后被招归京都，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贞元二年(785)李希烈叛乱，他前去劝谕，被叛徒缢死。颜真卿遗世碑帖颇为可观，有 70 余种，并有《颜鲁公文集》传世。

　　颜真卿是初唐四大家后楷书成就最大的唐代书家，他的楷书气势豪放雄迈，博大精深，被称为“颜体”，并以“颜筋柳骨”之誉与其学生柳公权一起被称为“颜柳”，对中唐，乃至当今书法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颜真卿的书法，对于初唐以来大体上临习二王妍秀潇洒的书风来说，直如异军突起，别开生面，引起一系列书法革新。但是一千多年来，书坛也有因为嫉妒和偏见而非难颜书，指责颜书如“土馒头、乱坟冢”。然而即使是贬颜楷书为“俗品”的米芾，也不能不钦佩颜真卿行书的“神彩艳发”、“诡异飞动”，认为这取决于颜的“忠义奋发，意不在字”，故得“天真馨露”，使字里行间充满了浩然正气。

　　颜字顿挫分明，结构宽博，乍看难免觉得“笨拙”。其实这不过是“君子盛德、大智如愚”。颜书的这种“以拙为巧”，正是书法艺术追求质朴憨厚、天真无饰的艺术真趣，也正是颜真卿在大处着眼、不拘小节的真谛所在。

　　颜真卿不仅是位楷法大师，而且在行书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他的行书追求气势的豪放，意蕴的宣泄，情感的迸发，故而显得排山倒海，山崩地裂，既富“诡异飞动”之态，又不失凝重劲拔之神。他吸收和消化了篆籀线条的韵味，致力于中锋、藏锋、转锋的妙用，线条凝练苍古，遒劲酣畅，推陈出新。

　　颜真卿不光在书法实践上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书法艺术，在理论上，他提出“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是对书法用笔、结字和笔意的概括，也有人认为是对书法的三种境界的概括。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赞道：“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不论如何解释，他对书法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唐岑勋撰文，徐洁题额。楷书34行，每行66字，为颜真卿44岁时所书，是颜真卿遗世碑帖年代最久远的一部。碑为唐天宝十一年(752)立，现存陕西西安碑林。

　　此碑书法妖媚动人，沉稳多姿，代表着颜真卿早期作品的风格，与《勤礼碑》、《麻姑仙坛记》、《中兴颂》等风格迥异。其字保留了初唐楷法的体态，秀美英俊，特别是掺有唐人写经的成分，更显得“少年英俊”。《书画跋跋》评此碑说：“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椽史家鼻祖。”


　　在用笔上，此碑以中锋为主，如锥画沙，沉雄乖张，力透纸背，如第一行的“大”、“千”，由于是中锋用笔，所以字显得厚重有力度，圆润活泼。整篇运笔徐速缓急适中，不紧不慢，如同写经念经一般，从容不迫。笔锋转折时总是轻轻提起，等笔锋调整后再重重按下，轻柔和刚劲有机结合，显得方整严谨，增加了反差，也增加了秀美。如第一行的“唐”、“西”、“京”、“福”等。


　　在结体上，《多宝塔碑》严密、匀整。看一眼就给人一种端庄秀美的感觉。结构外拓外张，重心居中，使得字字丰盈而立足有基，不显得轻浮。如第二行的“應”，第三行的“南”、“朝”等。


　　因为在用笔上的多变和结字的丰盈，《多宝塔碑》在章法布局上则相对显得拘谨和工整一些，追求一种机械的平衡。通篇行行字字相对，上下左右，各字之间的行距、字距均等，如一个整齐的方阵，以至于横看、竖看、倒看、斜看皆成行。这在历代楷书中是不多见的。这种方阵式的章法倒也与其秀美的字体相得益彰。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七71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撰文并书的神道碑，即墓碑。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护军颜君神道》，唐大历十四年(779)立，原在陕西西安，宋元祐年间佚失，1922年重出，移置西安碑林。四面刻字，存楷书二面及一侧。碑阳书字19行，碑阴22行，每行各38字。碑的左侧书字5行，每行37字。左侧的铭文，早在北宋时即被磨去。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书法艺术全盛时期的代表作，与晚年所书《麻姑仙坛记》、《中兴颂》等俱为颜体书法艺术的瑰宝。与早期的《多宝塔》相比，结构更趋宽绰丰盈，运笔更加苍劲雄强。


　　在用笔上，《颜勤礼碑》更富古拙气，讲究藏头护尾，讲究中锋运笔，比《多宝塔》更进一步。在体验“锥画沙、折叉股、屋漏痕”方面，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作了很好的示范，并创造了“蚕头燕尾”式的捺法，当然这是受张旭、褚遂良的影响而致。如“道”、“故”、“之”等等。


　　《颜勤礼碑》以圆润浑厚的笔致代替了方折劲巧的晋人笔法，如横画的收笔处的重按，出钩则必先收锋，即使是捺笔也是先收后放。在横竖交接处，晋唐的楷书一般都有明显的提、按、折锋，而在此碑则是提锋暗转，因而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结体上，《颜勤礼碑》以其平稳端庄的结构代替欹侧秀美的二王及初唐书体，通古法之变，自成一家。一变先人楷书中宫收缩的传统，代之以笔势开张，显得雍容华贵，气宇恢宏，有盛唐之气，大将之风。


　　《祭侄季明文稿》简称《祭侄文稿》，为行书墨迹，72.3cm×28.2cm，共25行，计230字。唐乾元元年(758)颜真卿50岁时撰文并书。原件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

　　此卷本是稿本，原意并不为书，但正因为如此，更加挥洒自如而不拘谨，字字神采飞扬，笔势雄奇，变幻莫测。张晏评论此卷说，书简出于一时的意兴，就能放纵无忌，起草又出于无心，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元代大书家鲜于枢极力推崇《祭侄文稿》，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唐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颜真卿与其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联合抗敌。常山沦陷，颜杲卿和其少子季明及颜氏一门30余人死于叛徒刀下。当颜真卿随官军收复常山时，面对身首异处的爱侄和血水横流的族亲，肝肠寸断，愤懑郁胸，“抚念推切，震掉心颜”，飞毫愤走龙蛇，一气呵成此稿。对叛徒的刻骨仇恨和对亲人捶心的思念发于心海而跃然墨翰。字字如血，行行是泪。墨色苍茫，字迹刚劲，且随着情感跌宕，篇幅也呈快慢迟速之状。时而声泪俱下，痛快淋漓，时而凝咽迂滞，泣不成声。《祭侄文稿》是中外书史上少有的感情书作。


　　在用笔上，《祭侄文稿》以中锋，圆笔为主，故而字体飘逸飞动，正与书家感情的澎湃相吻合。行笔多顿挫，大量使用枯笔、飞白(这主要是书家因激动难平而只顾挥毫，不顾用墨)，在转折之处，不是采用一般的提、按，而是直接压、转(感情的冲动不容他提笔照顾笔法)，如“覆”、“祸”、“承”等，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此卷如此自然真实，没有丝毫的雕琢。《祭侄文稿》便成为一件忘情而又传情的艺术杰作。

　　此卷在笔势上也是听其自然，随感情的起伏而变化。开始运笔时，沉重缓慢，这是心情极度悲恸的沉吟，之后感情的闸门大开，便笔走龙蛇，气势磅礴，中间稍有歇息，是饱蘸浓墨前的喘息，之后又是龙飞凤舞，气势乖张，到了最后一发不可收，从本有楷意的行书变为如暴风骤雨的狂草，感情之激越可见一斑。于是在二十行尺牍间，竟有十几次涂改。不过涂改并不是什么败笔，而像颗颗美人痣，成为文稿不可缺少的点缀，有着特殊的艺术感染力。


　　《祭侄文稿》传世有二：一是停云馆所刻祭侄文稿，有陈绎曾、陈深、文徵明三跋，与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载相同;二是墨迹本，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云，《祭侄文稿》定当以鲜于枢、张晏跋尾本为真迹。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谓：

　　“明文氏《停云馆帖》所刻一本，与此不同，当是伪迹。”


　　《裴将军诗》或称《送裴将军诗》，史传是颜真卿所书。因为其楷行、草书均似颜真卿的书风，所以尽管此诗卷未署名，也不曾见于最初的《鲁公文集》，从南宋嘉定年间江刻的颜书专集《忠义堂帖》中人们便断定为颜鲁公所书，并且得到了古今书法家们的认同。


　　《 裴将军诗》现在流传于世的有真迹和刻本两种，但因为其珍贵，故而流传不长，罕为人见。但凡是见到此帖的人无不对它珍爱之至。宋代曹彬称赞此帖说：“颜鲁公真草九十字，若雷奔电掣，绝妙非常，世所罕见。”

　　《裴将军诗》全卷共27行，计93字，为真草书。所书字体以楷书为主，中间杂以草书字体，通过有机的结合使之融为一体，因此并没有使人感到零乱、突兀，倒是给人以气势磅礴、排山倒海般的震慑。


　　在用笔上粗狂豪放，对楷书字体采用大胆豪放的粗线，用浓墨重彩慢笔加以渲染，使之肥硕而充满力量，如“裴”、“陵”、“腾”等;对草书字体则以游丝将其串联，在用笔上极尽轻快飘逸之能事，使之轻盈飞动，雄奇险峻。

　　这种笔法造就了真草两种绝然不同的字被神奇的布局所融化。楷书的厚重、苍劲和古朴与草书的轻灵、飘逸与雄奇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大小、肥瘦、强弱、急缓、浓重形成了强烈的发差。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反差造成了结构巧妙的平衡，才真正使得《裴将军诗》有如此震天动地的力量和排山倒海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