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唐开元至上元年间)，字伯高，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官率府长史，故世称“张长史”。张旭学贯古今，才华四溢，能诗擅书，尤其在狂草方面造诣极高，其楷法亦可称为神品。他为人豪放不羁，嗜酒如命，与李白、贺知章等人结为“酒中八仙”。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他们醉得飘飘欲仙的神态。据说，张旭只要喝醉，便会呼叫奔跑。而此时如果下笔作书，便如有神相助。豪情迸发时，他还将长发蘸入墨缸，以发代笔作书，于是得了“张颠”之名。不过，“张颠”不仅仅是指其以发代笔的行为，更主要的是对其豪气摄人、神出鬼没的狂草的概括。《宣和书谱》言张旭之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划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

　　张旭的草书，异于群伦，往往是在酒酣时泼墨，以酒助兴，所以常常自有新意，别出心裁。其字作肥劲之笔，呈瘦细之姿，愤世嫉俗，恣情肆意，甚至有狂颠之态。宋朱长文《续书断》将他的草书列为神品。唐时，人们把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并称为世之“三绝”。张旭曾自言说，草书从舅父陆彦远(陆柬之之子)处得二王笔法，又说“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意，闻鼓吹而得其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这道出了张旭书法的渊源，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学书要触类旁通，书法水平的高低有赖于其他艺术修养的积累，如果没有精深的整体的艺术修养，要创造出独具一格并能流芳千古的书法作品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整体艺术修养作为积累，张旭才能在书法创作中集自然万象的精华，将唐代的草书推向顶峰，才能得到“草圣”的美誉。

　　唐代韩愈曾赞道：“往时旭善草书，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 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这是历代书论中指出书法写神达情的最精彩的论述。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地扩展。《文论》尝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以此论欣赏张旭草书，会发现书论和书作是如此的合拍。可以说，张旭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成为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其沉雄博大、清新隽秀、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张旭传世书迹不多，大致有：《千字文》、《心经》、《古诗四帖》、《肚痛帖》、《郎官石柱记》。


　　《郎官石柱记》亦称《郎官石壁记》、《郎官石记》、《郎官石记序》，唐陈九言撰文，张旭楷书。唐开元二十九年(741)立于陕西西安。原石已佚，传世仅王世贞藏“宋拓孤本”，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帖瘦硬遒劲，冷艳妩媚，充分体现了张旭精深的书写功力，突出表现了他的严谨的创作态度。张旭十分注重楷书的修养，曾为楷书八法的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张旭有如此深厚的楷书功底，才能挥笔游刃有余，飞沙走石。时下一些人不习楷法而追求“怪诞荒唐”的草法，实在是弃本逐末，误入歧途。


　　《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郎官石柱记》在用笔上，以露锋入笔，藏锋收笔，有收有放，左枯右秀，清秀明丽。如附图中的“拿”、“名”、“降”等字。字画瘦削，惜墨如金，清瘦纤细，锋芒毕露，字里行间充溢着凛然正气。


　　在结体上，此帖上下比例约为4：5，十分秀美。虽为楷书，但点画结构时时有所变体和调整，从而丰富了楷书的表现力，增加了该帖的审美价值。如附图第一行中的“容”字，其宝盖头的第二点被一短撇(或称为一斜点)代替，如钢刀利刃一般，让人耳目一新，久久不忘。


　　《肚痛帖》为单刻帖，无款，传为张旭所书。草书6行，共30字。因首行有“肚痛”二字而得名。


　　此帖洋洋洒洒，30字一气贯之，气韵生动，如“神虬出霄汉，夏云出蒿华。”明王世贞说它“出神入鬼惝恍不可测”。在用笔上，以圆头逆入为主，锋行点画之中，体现了“印印泥”、“锥画沙”的方法。尽管字体比较丰腴，但毫无纤弱浮滑之感。而线条的肌丰骨劲、回环翻舞更给人以鹰击长空的美感。在结体上，该帖突破了二王及魏晋时间拘谨的草书风格，在草书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接，连绵环绕，看起来有时两字如一字，有时一字如两字。如第二行的“不知”如一字，“是”一字又如两字。笔画的轻重、徐疾、浓淡、粗细，形成强烈的反差，交相辉映，听命于自然，如一曲无声的音乐，给人以美的熏陶，同时也增加了气势奔放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