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北宋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做过龙图阁直学士、端明殿学士。蔡襄为官清廉，一身正气。范仲淹因议事革职，欧阳修进谏为其申辩反遭贬斥，蔡襄不顾丢官去职，犯颜力谏，并作《四贤诗》以讽朝政，为当朝后世传为佳话。

　　蔡襄擅书，尤擅楷书、隶书、草书，使盛唐登峰造极，而后一落千丈的楷书又慢慢恢复了元气。他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而且颇受东坡、山谷的推崇。东坡曾著文说：“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说：“君谟书独步当时，笔有师法，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黄庭坚则称君谟“真、行简札甚秀丽，能入永兴之室”。

　　但是也有人对蔡襄书法持批评意见，认为过多地留有颜真卿、虞世南的痕迹，没有什么独创。这些人不了解书家继承追求气韵神似和意境的基本前提。这一点蔡襄是深有体会和作了大量尝试的。他曾经 说：“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尽管众说纷纭，但是蔡君谟的书法在浩瀚的书林中流芳千古，这本身就证明了蔡襄书法艺术特有的魅力。

　　蔡襄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大致有:《茶录》、《郊燔帖》、《荔枝谱》、《画锦堂记》、《陶生帖》、《暑热帖》、《万安桥记》、《刘奕墓碣》、《谢赐御书诗》、《蒙惠帖》和《颜鲁公告身跋》等。


　　《谢赐御书诗》亦称《进诗帖》、《自书谢表并诗》，为蔡襄的纸本楷书墨迹。171cm×25cm ，计38行，共320字。真迹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此帖缘起是仁宗酷爱蔡君谟的书法，赞赏其为人，亲自书写“君谟”二字，赐以嘉奖。蔡襄感激不尽，赋诗以谢皇恩。蔡襄书法本来就极为工整、平夷，此帖又是因为感恩而进献皇上的，故而十分端庄沉稳而规矩，无半点夸张放纵之感。当然也不是说此帖并无一点逸趣、潇洒可言。相反这种潇洒与逸趣是深层次的，隐藏在作品的内在的神韵中。


　　在用笔上，此帖是寓方于圆，以圆为主，区别于欧阳询和虞世南以方笔为主的特点，因而虽神似虞欧，但仍是蔡襄书法风貌。圆笔正好弥补和避免了前篇因为十分齐整而可能出现的呆滞与拘谨，而显得富于灵气，使得字体在端庄中蕴有飘逸，在工整中寓有变化。如附图中的“下”，写横时是藏锋逆笔始，收笔时藏锋回笔，圆笔寓有方笔，再加上似方还圆、似圆还方的一点，因而整个字刚劲有力而又活泼大方。


　　在结体上，此帖字体稍长，上下部分之比大致为4:5，有别于欧阳询;笔划横轻竖重，又别于虞世南;似乎又有点颜真卿中年《多宝塔》之风，但又比《多宝塔》老练成熟。这种结体使字十分庄重而轻盈，似乎一个胖者削去了身上多余的脂肪，十分秀丽，从这个帖中可以看出蔡襄楷书的风格就是端庄、妩媚。如附图中的“遣”、“赐”、“蒙”都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蒙惠帖》是一尺牍，为蔡襄的另一代表作，行楷(偏重于行)，纸本。23cm×17cm，计4行共24字。因帖首有“蒙惠”二字而得名。


　　欧阳修在评论蔡襄书法时，把其行书列为第一，而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持这样的见解。他说蔡君谟行书“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从《蒙惠帖》看来，蔡襄的行书的确造诣极深，秀媚姿荣而透出一股灵气，令人感到美不胜收。


　　此帖在结体上，重心居中，左右对称，不作险峻之笔。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取法于《兰亭序》。且其具体的笔画也颇多地留有《兰亭序》遗墨，如附图中的“惠”、“林”、“水”、“和”等更是与《兰亭序》中的字如出一辙。不过，此帖还汲取了颜书沉稳敦厚的风格，因而全篇较《兰亭序》显得沉稳而有力度。如附图中的“天”、“感”、“履”等就是这样。可以说《蒙惠帖》 拓宽了宋代行书尺牍书法的表现内涵和表现方法，同时也是对如何继承前人风格和技巧、发展行书艺术的一次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