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史博士、策展人)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创作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变化，而其变化的主线是在反映现实生活基础上艺术创作的独立进步、在坚持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融合国际的多样多元以及在强调文化关怀等共有价值观基础上的张扬个性。其塬因，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整体迭变，一方面更来源于艺术创作者的自省自立。进入21世纪，中国艺术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也包括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博弈，而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如何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在一个新的歷史时期去把握现在或者未来的发展机遇?这些应该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说，当代的艺术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之中，而每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或许就是时代性的一种回答。

　　郭泰来，是一位早熟的艺术家。1957年出生的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绘画上的才气灵机。20世纪60年代郭泰来追随张晓莹、邓领祥、周思聪、冯湘一学习绘画，尤其在油画、水粉、水彩等领域颇有建树。文革期间，郭泰来虽然不得不放下了心爱的画笔，但是他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摸索绘画实践的各种可能。90年代是郭泰来油画创作的一个鼎盛时期，他不断参加或者举办油画展览活动，并从国内逐渐发展到了国际领域。郭泰来将“1997-2007年认定为自我创作的变化期”——“十年间通过反復的绘画实践和大量的阅读，逐渐打破传统艺术样式，奠定了自己绘画艺术基础”，而其最终的成果则是“2008年完善中国画新的表现形式与理论基础，赋予了中国绘画新的形式美感与独特内容”。

　　像郭泰来一样，将自己的创作重心从油画转向中国画，这样的艺术家自20世纪以来比比皆是。但是要论及这样创作转向的塬因大致可以又分为两种：即一为年长力衰所致、二为艺术宗旨所为。年过半百又正值创作鼎盛期的郭泰来肯定绝非前者，的确是源自自我创作意志的转变。事实是自习画以来，郭泰来对于中国画并不陌生，也不排斥，而且在学习西画的过程中，艺术家更鐘情于纸质的媒材和水性的颜料，总觉得水粉、水彩有种畅快淋漓的表达力，更能体现自己的情绪和理念。在90年代郭泰来的油画创作中，他也偏重以油画的色彩和笔触去传达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切实描述，并在画面上增加了中国人的特有审美感受和抒情气质。从90年代后期的油画创作中，郭泰来对于“油画的民族性”的思考显得格外明确，并且已经大量吸收了中国画的技法语言而形成了作品的个性面貌。

　　1997年之后的郭泰来，断然放弃了塬先熟悉自如的绘画媒材和业已成就的形式风格，转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半百之变”，其本质当然不是媒材与语言上的“喜新厌旧”或者“改弦更张”，而是以深刻的社会思考与个人体验的积淀为基础的。90年代末的中国艺术界，面对的是国力不断增强为背景下社会文化更新的歷史使命。在经过了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和90年代不断消化咀嚼之后，中国艺术界必须从盲从与跟随走向创立与引领的角色地位。但是要承担这样的角色和走上这样的地位，则首先需要经歷一个自省、自立的艰苦过程。郭泰来是用了十年时间走过了这个过程的，其实其中的每一步都是“重负在肩”而又“如履薄冰”。郭泰来把“画中国画”作为检视自我创作的“一面镜子”，不仅从中发现自己创作之不足，与此同时也在研究比较中更加肯定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宝贵精华。

　　新世纪初的郭泰来，逐步从“自省”走向了“自立”，他不仅强调了“中西融合”的艺术要旨，而且认为任何的文化偏见都是自己艺术发展方向的“绊脚石”。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郭泰来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在画“中国画”，或者说他从“西画”的创作转而投身“中国画”的创作，他不愿意从一个“藩篱”出来又走进另一个“藩篱”，而是致力于走向一种自由自在的个性境地。也是出于个性所致，郭泰来刻意推崇某种的自由性书写，他不断放大自己在书法实践中的经验体会，将书法的书写方式延展为绘画作品的语言语汇，进而拓展成自我的艺术方式和风格标誌。

　　从整体而言，2008年以后郭泰来的绘画风格是一种率真而书写性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所渴望的自由自在具体落实为某种在画面上的直抒心意的磊落气质，强化为自我的肯定并进而彰显了个性化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他强调“中西融合”的要旨，藉助于中国书法的书写方式，转而与西方现代主义中的“表现主义”、“结构主义”相结合，遂而形成了郭泰来书写性的绘画方式。这是“以书入画”的一次当代性的成功诠释，“以书入画”是中国文人画传统的精髓，它不仅仅指的是在语言形式上的书画同源相通与彼此借鉴，更指出了抛开“书”、“画”外在创作形式之后在精神诉求上的同质性。所以在我看来，郭泰来的“以书入画”不光是找到了以书写性来统领自我绘画创作的方式和语言，更是将绘画本身提升为某种的个性诉求与精神彰显，即“我画故我在”的创作意义和生命价值。

　　追求个性，强化自我，这八个字说说容易，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可谓难矣!然而2008年以来的郭泰来却是迎难而上，在“半百之变”之后主动挑战而迎接更多的“变法”。郭泰来的“变法”首先着手于“解构”，他同时选择中、外美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针对这些观赏者耳熟能详的艺术经典进行“郭泰来式”的积极诠释，达成了某种“匪夷所思”又“耳目一清”的视觉感受。譬如，在中外现代美术史上郭泰来认为中国的齐白石、西方的毕加索是两个标誌性的人物，他们各自的风格创造早已成为了现代文化传统中的艺术经典，是故郭泰来画了很多的作品，针对的就是齐白石和毕加索，这些作品不是亦步亦趋地师仿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却是通过自我的理解去表述自我的观点和自我的立场，带有很强的后现代的“解构”意识。其次，郭泰来又将这样的“解构”扩大为对美术知识体系的整体“解构”，力图藉助于这一过程，确立起“自我”的主观意志和文化价值。在这一时期，郭泰来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通常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因此它们更像是艺术家的“思想笔记”，清晰地记录下了每一次的情绪喷发、思绪纠缠、心绪争斗，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郭泰来感知了自己、了解了自己、明确了自己。

　　正如后现代主义所阐释的那样，“解构”的目的与意义在于批判、瓦解和动摇一切旧有制度体系下的知识话语以及存在根基，并以一种思想上的运动去摒弃绝对和普遍真理的传统观念。然而，郭泰来也知道“解构”方式自身的局限和缺陷，只是希望借助解构的过程及其多元化的思想解放去真正发现自我和确立个性。作为对“解构”的某种回应，郭泰来随即展开了“建构”的多样化尝试。

　　2010年以来，郭泰来重新明确了自己在“山水”、“花鸟”、“人物”的拓展思路。他的山水画，没有“叁远法”的法则，也没有“远近透视”的逻辑，画面接近于中国文人画的平面分段结构，又融合了平面构成的西方现代主义因素。他的山水画，不是对自然丘壑的如实描述，也不是对“美术史式”山水的刻意营造，却是跳离开具体物象及其语境压力的自由性的符号书写，譬如在他的山水画中，“方块”和“圆形”组成了“山”，“一”和“W”组成了“水”，符号是对现实的抽离但又有机还塬并结构为可识别的视觉形象。

　　他的花鸟画，没有“截取一角”的心机，也没有“不似之似”的立意，画面以更加平易朴素的“杂画”为主线，又融合了西方静物画的室内观察视角。他的花鸟画，不是对自然中花鸟形象的客观表达，也不是文人画笔下“君子”的自娱自况，却是对美好生活的理想重建，以及有关幸福愉悦的意义阐释。譬如在他的花鸟画中，牡丹、芍药、月季、莲花可以登堂入室，鸡冠花、牵牛花、狗尾巴花也可以来凑热闹，锦鸡、鹦鹉、八哥可以来做客，螃蟹、蜥蜴、猫头鹰也可以成为主角。郭泰来竭力取消的是这些花鸟动物在约定俗成中的旧有意味，却以一种平等和谐的初心去营造祥和快乐的情绪气氛。

　　他的人物画，没有“借古讽今”的庄重，也没有“传神写照”的功用，画面形象出入古今、庞杂多样，又结合了西方人体画的创作题材。他的人物画，不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塑造，也不是对悠远歷史的妄加猜测，却是打通“儒道释”、结合“古今外”的互通互联。在他“百无禁忌”的人物画中，“秦琼战关公”不是不可能的偶遇，女娲和夏娃的见面也是可以期待的事情。正如他对于“幺蛾子”的画作系列的命名，郭泰来以人物画创作为入手，在打破旧有陈词滥调的同时，强调的是创作的想象力和自由度，调动的是观赏者的兴趣兴致和浮想联翩。

　　除了“山水”、“花鸟”、“人物”，近几年的郭泰来也以自己的主题来结构自己的创作。“中央党校写生”，让艺术家有了重新面对现实生活进行创作的机会，于是画面上多了许多生动而郁勃的气息;“动物”系列和“草间快活”系列，是郭泰来对其“花鸟”领域的再耕耘，突出了重点，意图在风格语言上更加纯粹;“萌穿越”是一个相对庞大的主题，其中包括了郭泰来对“齐白石”、“毕加索”的再认识部分，也包括了艺术家和儿童画家之间的学习互动的部分，正如郭泰来所说的“我们向大师毕加索学习，不是学习他的立体派风格，而是学习他的自由创造精神和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人类的创造力是最伟大、最永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艺术家可以向大师学习，也可以向孩童们那裡借鉴，真实地反映出了郭泰来天真活泼的本性;“丰富多彩美妙的思维”和“微时代”，是郭泰来立于当下的所思所想，而如果“丰富多彩美妙的思维”开启的是对未来憧憬与想象的话，那么“微时代”则记录了艺术家在此时此刻的心裡活动，它细緻而真实，有艺术家的感性敏锐和真知灼见，也有孩童般的赌气撒娇与烂漫天真;如果“丰富多彩美妙的思维”只是开启了对未来的憧憬想象的话，那么“读诗的年轻人”、“向未来流动的思想”和“有了梦，生命的银幕亮了”就像是真正面向未来的创作，而在郭泰来笔下的“未来”，就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热情”、“充满喜悦”的天真无邪的“花花世界”!

　　正如我对于艺术家的叙述，郭泰来从过去走到现在，从此刻走向未来，他的艺术创作已经提供给了观赏者一个百态千姿的作品世界了。多元和多样，的确是郭泰来真实的述求，然而坚持和坚守，也是郭泰来如一的塬则。而色彩，就是艺术家始终如一的坚持和坚守，就是郭泰来始终如一的塬则和方式。艺术家和色彩的结缘，即如郭泰来在自述中所说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那种亲近感”，同时亦受到了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的启示，将色彩视为画面的中心、艺术的灵魂和创作的观念。事实是在近期的郭泰来作品里，色彩也和艺术家对未来的思考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未来的“花花世界”的主轴与基调，成为自我艺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关键词。

　　如果说郭泰来把色彩视为面向未来的艺术创作方向的话，那么统领其百态千姿的作品面貌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诗书画意”。从表象上而言，郭泰来似乎很迷恋于诗书画相结合的传统方式，刻意在画面上去展现自己多样性的才能，然而从深层去探讨则反映了艺术家在“建构”自我面貌过程中的“歷史维度”。事实是作为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其实是一个模凌两可的模煳空间，即如“现在”是“过去”的“未来”，却是“未来”的“过去”，也就是说作为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只有与“过去”建构起一个歷史性的逻辑关係，才能进一步釐清现在的过去性，进而确知现在的现在性与现在的未来性。郭泰来着意于“诗书画”的画面结合，但是它的实质不再于表象上的结合逻辑，而在于所谓的“诗书画意”。“诗书画意”所建构的不是画面上的意义，而是观念上的“歷史性”，依据这样的歷史观念，郭泰来将诗转化为日常性的话语、将书法转化为画面的灵机、将绘画转化为符号的图像言说，最终更将自我的创作统合为具有当代文化观念的意义阐发。于是乎我们在百态千姿的郭泰来作品中，看到的不是老态龙鐘者的重复絮叨，而是愈老愈壮的创作力和想象力，以及近乎“老顽童”式的自由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