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件“元青花”人物图案大型器试析

时间:2012年11月28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元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其性质为元廷匠作院分支***构,不直接生产,主要是管理和税收(为丝绸、茶叶、瓷器主要出口贸易集散地故),但也“描造诸色样制”。根据出土资料,其时所烧青白瓷造型雅致,修坯规整,水平极高,可以认为是当时奉御或官用标准器。元大都出土同期钧窑象耳瓶亦具官窑特征,而大威德基金会所藏“元青花象耳瓶”,则明显为民窑特征。仅见于公开发表的“元青花”人物大型器,一则多出土于明初高等级贵族墓葬,二则明显具有官窑特征,而人物题材多与墓主人生平相关,试析如下:

  1沐英与青花瓷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及其他

  青花瓷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9年出土于南京江宁沐英墓中。沐英《明史》有传(略),在元末战乱中其父母双亡,身世很惨。这种仇恨是骨子里的,所以,他不可能珍爱元朝的瓷器致被后人随葬墓中。沐英忠勇善战,尤其镇守西南时,屡立战功,深得太祖赏识。

  萧何事迹始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追韩信”则见于《史记·淮阴侯世家》(略)。在汉朝开国元勋中,刘邦以为萧何功居第一,大致理由为三:保护秦朝档案以知天下大势;力荐韩信统兵终于全歼项羽大军;善御人之道。朱元璋若特意选用这样一个故事题材的经瓶赏给沐英,正是将其比作韩信,“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故死后追封黔宁王。如果是沐英偶得元代御酒,在那样一个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时期,酒喝了也就是了,不会将酒瓶长久保留以招猜忌。如史载(略),像沐英这样的性格,既得明皇室恩宠,又非玩物之人,毕其一生却保存个元青花的酒瓶子随同自己南征北战,可信度委实不高。从出土的梅瓶看,元朝到明初内府经瓶多素器,应该与景德镇御窑青花大型器的产量有关。像“青花瓷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这样的大型器,非熟练画工无法经营,即便熟练画工亦非朝夕之功可以成就,所以,贡入大内后再加装上品御酒,应该是非常隆重的御赏之物。沐英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病逝归葬南京,其死后朱元璋特意赐酒祭奠这个忠勇善战的养子,而沐英家人将其中一瓶御酒随同下葬乃为情理之中(另一瓶御赐酒当供于家祠灵位之前),符合中国传统贵族丧葬习惯。

  2、青花人物故事的类型分析

  诸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戏出故事多见于后世民窑瓷器中并不奇怪,但官窑器中所不见,因其不符合南宋以来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上流社会思潮,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西厢记考红一折人物图青花瓷罐”(见叶佩兰《元代瓷器》),单纯从图案角度看,应为史传白居易的故事“江州司马青衫泪”。而“四爱图”之类汉族的文人故事应不应该出现在元青花上,容后讨论。

  我们先来看“三顾茅庐图”。其典故出自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到了宋元时期,关于汉朝末年三国历史故事的剧目已经有了几十出,而自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后更加广为流传。在《三国志》等历史文献中的正统观念和情感色彩并不浓厚,到了《三国演义》中才变得鲜明起来,而“三顾茅庐”等故事随之变得生动起来,也迅速成为绘画题材。但这肯定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也是汉民族掌故中君主不惜屈尊以任贤能的经典之一,所以,用在洪武、永乐间,并用以此图案为主题的青花瓷制酒容器赏赐重要的辞世谋士自然非常得体。而鬼谷子下山图则更甚。

  鬼谷子事迹初见于《史记》,在《苏秦列传》中有:“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子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鬼谷子被后世尊为纵横家之祖,也是道家的一代宗师,事迹见于《战国策》、《道藏》以及《孙庞演义》等。称其曾任楚国相,后归隐于卫国淇谷云梦山中授徒,门下著名弟子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遂、乐毅、李斯等数百人,多为旷世之才。像这样一个汉族的人物故事,元朝统治者理应忌惮,没有道理去宣传。而明初乃百废待兴之际,蒙古人的势力未尽,依然是明王朝北部边疆的最大隐患,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也亟待恢复,因此,借此题材表明朝廷广罗人才的态度则是非常符合时政需要的。同时,朱元璋极其热衷当时流行于南省的道家宗派正一道,认为其益人伦,厚风俗,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其功大矣”,并于洪武元年建造玄教院,还曾亲赴武当。这样在洪武朝青花祭器中出现鬼谷子下山的图案就再正常不过了。

  “尉迟恭救主图”和“昭君出塞图”青花瓷罐表现得都是忠君爱国的传统故事。这些故事不难看出明显的汉民族特有的感情色彩,应该说均不适用于元。而“蒙恬图玉壶春瓷瓶”与“周亚夫细柳营瓷罐”更为典型。

  蒙恬(?—前210年),《史记·蒙恬列传》所记甚详。这段历史最主要的意义是说,蒙恬是秦罕将。秦开国初命其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他不辱王命,先是收复了从今天内蒙古河套以南到伊克昭盟地区的广大土地,接着又占领阳山地区,迁徙民众修筑长城,自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语)。

  再看周亚夫,同样是个汉民族的大英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了其著名的事例,从此,“细柳营”成了后人形容军队常备不懈、军纪森严以抗外敌的典故。其整军备战的事迹还是与抵抗匈奴入侵紧密相关。

  蒙恬与周亚夫都是抗击匈奴、镇守北部边疆的民族英雄,元朝的蒙古上层统治者不可能不了解,因此,不但不会把这样的人物故事用在官窑瓷器上,就连民窑之器上出现这样的人物故事都可能会引发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反之,明初就需要这样的英雄故事来鼓舞镇守北部边疆的将领,而明朝再度大规模修筑长城,同时大力弘扬蒙恬、周亚夫的精神正是情势所需。特别是在祭奠戍边将士的隆重场合上使用这样题材的人物故事青花酒容器,其意义自然显而易见。

  当然,如上的这些青花瓷器并未注明是官窑器,但做工如此精致却绝不是普通的日用瓷(宋代以后瓷器大略可分为御用瓷、官用瓷、贵族及达官定烧瓷、出口瓷、民窑细瓷与粗瓷等),因此,即便用于社会上层,也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民族关系与流行风尚却是常理。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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